混血的村庄

 混血的村庄

作者:帕蒂古丽

 一

          “大梁坡像鸡蛋,两头尖尖鼓中间,中间窝个大坑湾”。这是大梁坡小孩子们的几句顺口溜。大梁坡是一个蛋形的村庄,我家就住在大梁坡东南角最高的坡顶上,这个位置就是蛋尖,我家后边连着哈萨克族人的羊圈,前边隔着条小渠沟就是回族庄子。

         一条大河坝把我家和对面的小石头家隔开了。积雪融化的时候,河坝里我沿着河左奔右突,很难找到可以过河的地方。老河坝很深,从这边走下去,再从那边走上去,得一袋烟的工夫。

          河坝里水浅的地方是沼泽,只能没脚,深的地方深不可测。老河坝根本没有底,水是从河坝底里的泉眼里,咕嘟咕嘟冒出来的,河坝的水颜色发黑,味道很咸,连驴都不太情愿喝。

         河坝边上,正对着我家院子的是我家的那片葵花地,被六棵白杨树静静地护卫着。房屋的后面是羊圈,矮矮的栅栏门是用柳条编的,羊粪高高地堆在门口,好像就等着谁来铲走它们,然后运送到庄稼地里。

        越过羊圈是那片低洼处的大菜地,像一个大坑,坑周围是一户一户蘑菇一样低矮的人家。我家在村子东南边的高坡上,房子周围向任何方向走,都是下坡路,院子的地也朝外倾斜着。从门口泼的水,都会流向四面八方,一滴也不会积在墙根。到我们家做客的人,都得仰着脖子往上看,连苍蝇、蚊子都要学会斜着往上飞。

         河坝两边的杂草很茂盛,芦苇、车前子、红柳、苦豆子、芨芨草、骆驼刺、胖婆娘、蒲公英,一丛一丛的,从河坝底里一路翻腾着往上涌,密实得连土都看不见半把。最高的芦苇有一房多高,可以直接用来盖房子。

        河坝对岸,夏天躺满了晒太阳的花蛇,盘得像一盘子一盘子的拉条子,有的像马缰绳那么粗、有的像鞭子那么细。到了中午,除了我们这些瞒着午睡的大人偷西瓜吃的孩子,谁也不会到对岸打搅这些精灵。

         看见轻手轻脚的我们,蛇并不惊慌,自顾在太阳下懒洋洋地做它的美梦。偶尔有几条还没睡熟的懒蛇,在暖暖的沙子上半闭着眼,慢吞吞地挪一挪身子,给我们光着的小脚丫让出一乍羊肠小道,然后又蠕动着身子,蜷缩成一团睡过去了。

到了冬天,河坝两岸就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有月亮的夜里,能听见狐狸和狼的叫声。而附近的兔子都被猎人的狗赶到了更远的地方。

        在大梁坡这个鸡蛋形的村庄,村庄最东面蛋肚子的位置,鼓得最胖的是新庄子,它坐落在维吾尔族庄子的外围。新庄子里住着从河南和甘肃来的十几户汉族人家。村里的小学校就在新庄子中间,那里面最特别的声音是哨子声。

        大梁坡人的房子都盖在这个蛋形村庄边缘蛋清的位置,自留地和小菜园都扎在蛋中间蛋黄的位置上。大片的庄稼地把蛋清扩展到眼睛看不见的地方,村庄里的五百多号人,把这个鸡蛋一样的小地球,用勤劳的手安排的妥妥帖帖,拾掇得停停当当。

        这个村庄每天都照着大梁坡人心里所想的样子生长着。哪里种树遮风挡沙,哪里种豆哪里种瓜,哪里播苜蓿哪里种棉花,不管种啥干啥,大梁坡人一直有意无意地让这个村庄保持着一个鸡蛋形的模样,人们娶媳妇生孩子变老,都是在这个蛋里面扑腾和忙活着。

        大梁坡这个蛋好像有弹性会伸缩一样,人们再扑腾也被一层看不见的柔软的蛋壳围裹着,即使死了殁了,也都埋进了大梁坡的黄土。在我们长大成人的几十年里,从来没有人从村庄里走出去过。

        村里住的一直是那些人,偶尔来了外面的光棍,也很快被大梁坡化在自己的蛋清里,给他们在蛋黄里分了一块菜地种着,还可以在村庄不远的地方开出几亩荒地,然后他们娶妻生子过日子,靠大梁坡的水土养活。

        汉族庄子分新庄子和老庄子,新庄子里有小学校和从甘肃、河南来的许家、郭家和王家,老庄子被扔在村庄最后面的蛋屁股上,那里住着江苏、四川、山东来的五十几户汉族人家。

        站在我家院子里往村子西北边看,住得离大坑最近的那几家,多是姓马的回族,只有一家姓王的回族,我小时候多病,妈妈带我认了王家两口子做了我的干爹干妈。

        我长大了一点,学校从新庄子搬到了回族庄子后面,每次上学、放学都要路过干爹干妈家门口的菜园子,干爹见了直打量我,干妈总要摸摸我的头,拉拉我的手,说一些很难懂的青海调子的回族话,我只好含糊着点头或摇头。他们对我的表现似乎很满意,麻利地从菜地里拔了萝卜或摘了西红柿,用旁边河坝的水洗了给我解渴。

        大梁坡人叫干妈家住的地方是回族庄子。说是回族庄子,就是回族人数多了点,其实回族庄子里啥族都有。马家住的坑湾那边是一个缓坡,坡被一条牛车道划成两半,坡下面就住着几家从南疆来的维吾尔族,坡上面还挤了一户哈萨克族人家。

        从缓坡上下来,再上去往北,就是维吾尔族庄子,其实中间也夹了几户哈萨克族人家和两户姓苏的回族人家。维吾尔族人家一家离另一家靠得不近,他们都喜欢在院子里辟出地来,搭上葡萄架和瓜棚子,维吾尔族庄子被大大小小的葡萄架拉成了长条形的,长长地弯过来,几乎包围了半个村子。

        维吾尔族庄子一直从村子的北面,延伸到了村子东面朝南拐弯的地方,两户哈萨克人家的羊圈插在维吾尔族庄子边上,每户都用土墙围了长条形的两个羊圈。

        从维吾尔庄子到这两户哈萨克人家,一路上半人高的荒草被踩出的一条路直通羊圈,这两座羊圈里有大梁坡村每户人家代放的羊只。到了下午羊回圈的时候,维吾尔庄子的姑娘们都端着大碗、大缸子去羊圈里挤奶。

        站在我家的高坡上看过去,只能看见绿草掩映的村道上姑娘们头上的纱巾,从纱巾的包法和颜色上,我就能判定谁家的姑娘又去羊圈里挤奶了,晚上到谁家必定有香喷喷的奶茶喝。

         那时候大梁坡还没有清真寺,谁家生了孩子取经名,或是帮新婚的人念尼卡尔,爹爹都是去人家家里念古兰尼,小孩子是不允许跟着去的,不过,从父亲带回来的东西上,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村里又发生了什么大事。

         我们家的每条毛巾都记录着大梁坡人的忌日。父亲带回来一条毛巾,就说明大梁坡又有一个人被真主唤走了。

        有个人被真主召唤去了,那个人的家人或邻居就会不顾天早夜黑,如期地来找我父亲,让他去为口换的人站乃麻子、洗礼、送埋。然后,父亲就带回来一条新毛巾。

        如果我们家的毛巾用得发黑还没有换,就说明村里已经很久没有死人了。从毛巾陈旧的程度上,我们可以推断出上一个死者,埋在沙土里的身体是不是快要风干了。

        要等到下一个人死了,我们家的毛巾才能换上一条新的。

        从上个无常者的葬礼上带回来的毛巾,在我弟妹们脸上来回摩擦得像发硬的牛肚,下一个人的死讯总会如期到来,一般等不到一条毛巾用烂。

        奈比约拉殁了,他欠我的几千块钱也没了。爹爹从奈比约拉的葬礼上带回一条毛巾。不过这一次是例外,父亲从奈比约拉家带回来的那条毛巾用了好几年,用到绒都平了,就剩横一根、竖一条的一把线了,稍一捏就咧开一个大口子,家里人都很小心的,只蘸了水在脸上擦两下,就挂回墙上的木橛子上。

        母亲每次看看毛巾上的破洞都说:“啧啧,奈比约拉家的毛巾可真经用。”

        “这条毛巾值几千块哩,你知道个啥。”父亲听起来还想再多用上它几年。其实村里人借了钱,只要家里大人殁了,那账也跟着走了,断不会跟着后代要的,即使要讨,也不一定就能还上,恐怕又要下一代欠着。

        我们一家就有两个民族,我爹爹是新疆喀什的维吾尔族,妈妈是甘肃天水的回族。村里人取笑我们家的孩子是“二转子”(混血儿)。我听了很生气,回来给爹爹告状。爹爹说:“一个村里四五个民族,来自四五个省份,有几个二转子、三转子一点也不稀奇,一只老母鸡身子底下孵的,还不全是自己下的蛋呢。我跟你妈不是同一个族,不是照样在一个锅里搅了一辈子勺子。”

        爹爹和妈妈有很多习惯不太一样,用汉族话说真是叫“尿不到一个壶里”。天一黑,母亲就要把夜壶放在炕洞边,父亲就嫌她在屋子里吃,又在屋子里拉,不成体统。妈妈任凭父亲怎么说,那把夜壶从来不挪位置。即使父亲睡前偷偷放在门外,半夜里也会被妈妈悄悄端回来放在炕洞边。妈妈听了一辈子父亲的埋怨,爹爹听了一辈子母亲用夜壶的声音,也算是谁都没吃亏。

        能在一大片葵花地里无拘无束地撒尿,其实也是一件很痛快的事。可是我们不敢当着妈妈这么做。爹爹改变不了妈妈,就带着我们反抗她。天黑上炕睡觉前,父亲带领我和一个妹妹、四个弟弟到院子里解手,隆重得像举行仪式一样,几个人呼拉拉往葵花地前一站,男人站前排,女人蹲后排,稀里哗啦的就撒开了。

        父亲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向哪里,因为父亲知道,哪一棵葵花缺少肥料不长个,哪一棵葵花被粪水烧得歪着脑袋,打不起精神。小弟弟的金粪蛋子来不及落到地上,就被我家大黄狗用嘴巴接住了,父亲见了就打趣,狗吃了人粪,最后还是会拉到自家的地里,赔不了账的。

        大梁坡村是一个混血的村庄,各地、各族的人说着各自的话,吃各自的饭,几十年下来,发现你能听懂我说的,我也能听懂你说的。爹爹说:“麻雀跟燕子呆久了,也能听懂对方唱的歌呢。”

        爹爹和妈妈就是燕子和麻雀住在一个屋里,偏偏是只能爹爹听得懂妈妈说的,妈妈听不懂爹爹说的,真为难了我们这些做孩子的,当着爹爹说维语,跟母亲要说回族话,出门近邻都是哈萨克族,又要会说哈萨克族话,环境让我们学会了同时使用三种语言跟人对话。

        来自天南地北的人到了大梁坡,都喝一样的水,吃一块地上长的粮食,慢慢地连人身上的气味也都变得差不多了。

        河南人的面疙瘩被四川人学了去,四川人的麻辣汤被甘肃人搅到了锅里,山东人干脆把甘肃酸菜味、陕西陈醋味、四川麻辣味一锅炖三省,江苏人尝尝觉得味道不错,照着做好,再在里面撒上一把糖,吃得很香。大梁坡人做饭的时候,闻一闻汉族庄子里飘荡的饭菜味,就是一股浓浓的大梁坡的“转子味”。

        民族庄子,哈斯木家的辣椒炒茄子,哈尼帕家的豇豆炒鸡蛋,吾斯曼家的土豆烧洋葱和回族人家的白菜萝卜炖粉条,饭菜虽是在各家的锅里翻炒搅和,却是你家的菜里有我家的肉,我家的菜里有你家的调料,他的饭里有我家的油盐,这饭菜也是“混血”的。

        大梁坡的少数民族人家,油、盐、酱、醋、茶、奶、蛋都备得齐做一顿饭的没有几家。白天村里人都忙着种地的种地,放羊的放羊,傍晚回来要做饭了,一看盐袋子、油瓶子见底了,端了碗就往左邻右舍去,说是去借,一小碗盐、半碗油,多半是只借不用还的,等到你家缺盐少醋了,也可以端了碗去人家家里倒一点来救急。

        谁家宰了羊就更不用说了,村里一大片民族人家的菜里,多少都得沾上点荤腥,你切一片肉,他拿两块骨头,一只羊也够百家吃,哪天换了另一户人家若是宰了牛,也是一样的道理,绝不会落下村里的任何一户,哪怕请你来喝碗肉汤。

        村里的老人说,人分不均的,真主都会替人分均匀。大梁坡每个人家的饭锅也是有弹性会伸缩的,明明这家人只做了一家五口人吃的饭,赶巧吃饭时来了三四个人,主人家的饭照样够这八九个人吃。

        大梁坡人喜欢在吃饭时有客人来家里,老人们说:“念你好的人,都会在你正好吃饭时,赶到饭桌前,饭后来的人,是背后念你不好的人”,谁都想让人家知道,自己是念着别人好来的,所以,赶在饭前到人家家里,可以言顺地当座上宾。

        主人家自然也会让出尊贵的上位给念他好的人,并且从锅里捞出肉最多的菜,还有面片最稠密的汤面。如果主人家的饭太稀,稀到要脱了鞋子卷了裤管让客人下到去锅里去捞的地步,或者奶茶里的奶皮子太薄,薄到能透光,都是不礼貌的,别人就是吃了喝了也难念你的好,这样的人家的主妇是要被大梁坡人笑话的。

        在村庄正中间那个圆圆的大坑里面,一年有三季长满了各种蔬菜,夏天,坑里种满了各种蔬菜,这个葱葱郁郁的大坑,就像是一口大梁坡的大菜锅。

        回族、维吾尔和哈萨克人的菜地,都在村子中间的大坑里,你家种豇豆,他家种茄子,我家种辣子,谁家的先成熟了就摘一些下锅,你今天摘我的辣子,明天我摘你的茄子,一家种一样东西,十几家的菜合在一起,就能做出一桌像样的菜来了。

        谁家生了孩子,都得借哈斯木家的小摇床,孩子大一点,又要换吐尔逊家的大摇床。这两个摇床上睡过村里维吾尔和哈萨克族的每一个孩子。摇床从东家转到西家,转到摇床的主人家的孩子出生了,才会被送回去。而这时,已经有大着肚子的村里媳妇在掐着日子,等主人家把摇床让出来,给自己将要出生的孩子。

        村里有几辆马车也是按村里人养马的数量做的,马车要派用场的时候,就要把你家的辕马、我家的儿马、他家的骒马套在一驾马车上拉车,一驾马车如果空了一个马的位置,谁也别想用它拉东西。

        村里的奶牛也是大家轮流挤奶的。谁家的牛生下牛娃子,大家都排着队来挤奶,等这家的牛不产奶了,另一家的牛兴许就生牛娃子了,又可以接着挤,这家的挤完了还有那家的。这样,大梁坡人一年四季都有鲜奶喝。就是谁家媳妇生了孩子,奶不够吃,另一家奶多的婆姨也会接济着喂大。

        几十年,人们在一个村里过活久了,谁离了谁都不行。羊跟羊混着放,狗跟狗混着耍,鸡跟鸡混着喂,牛根牛混着养,驴跟马混着配,人跟人混着活,这样的村庄恐怕跟混血的人一样,最后也算是混血的村庄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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