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作家

闲话作家

 作者:兴安

(一)

        之所以取这个题目,是因为这篇文字一定是感性的,不能看作是对作家的正式评论,其实就是前一篇《东拉西扯也成篇》的继续。所以,读过这篇文字的朋友别认真,如有人非要对号入座,那就没办法了。当然,对有些作家直呼其名,是行文的需要,因为作家的作品一旦示众,读者就有评说的自由。

        我见过许多作家,其中也有著名的,至于著名到什么程度,都是听当时介绍的,不得而知。

        作家应该是敏感的。

        如:听到一个小寡妇酒后跳楼,他第一个反应该是一连串的问题,她为什么喝酒,在什么地点跟什么人喝的酒,她丈夫是怎么死的,她有几个孩子,喝酒之后为什么跳楼?如果一个作家面对小寡妇的遭遇无动于衷,也罢了。倘若面对这样的实例——如:一个守护家园的劳动者,在车轮下死于非命,作家仍然敲着兰花指无动于衷,那么,他的作品就别读了,一定是垃圾一堆,读者别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作践自己了。漠视公平正义,那不是作家,那是败家。

        作家应该具备强烈的正义感,深刻的忧患意识。

        在一个作家的眼里,这个世界绝不可能是完美的。真正的作家,他所关注和思考的,永远是人类的生存状态。人的痛苦,人的悲惨,人的愚昧,人的绝望,一句话,人类的苦难,是肆虐作家灵魂的凄风苦雨,苍凉深邃的文字,无不表现着作家对这个世界的悲惋和忧虑,无不表现着作家跟人类命运的血肉联系。托尔斯泰到鲁迅,他们的文字,生动地记录了他们那个时代人类的罹难悲情,他们的伟大在于,对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有着常人不可企及的认知和把握。那一年,跟张承志吃饭,还是我请客,这老哥很温婉,他下乡过内蒙古草原,写过《北方的河》,好像电影《牧马人》也是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然而,我不知道他是深沉还是不屑,每说一句话斟酌再三。有正义感的作家,一定是个性张扬的,嫉恶如仇的,拔剑一怒为红颜的。像莫言那样蔫了吧唧但背后又烧主子屁股的,是山东高密或南国人才能干出来的事儿(但我认为,莫言还是好样的,在他身上体现着一个良心作家恶治下的真实状态)。键盘敲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屠格涅夫的小说《前夜》、《父与子》,想起了司汤达的《红与黑》,想起了卢梭的《忏悔录》,想起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和《阿 Q正传》,想起了杰克伦敦和海明威,有忧患意识的作家,眼睛会锁定滑向冤孽的同类,锁定不断衍生罪恶的世界,用自己的笔墨向暗夜投去哪怕是非常微弱的火焰。我多次见过对下岗工人和失学儿童漠然,而向宣传部长、作协主席们一脸谄媚的中国作家,他们是特莫什么作家,其实连狗都不如,狗起码还能呵护院子里的弱小。

         每一个民族作家,应该是自己民族的执火者。

         天朝有个特殊的称谓,曰:”少数民族”。这倒底是个什么概念,我还真闹不懂,“少数民族”之外还有个“多数民族”?爱斯基摩人不足几万了吧,难道说他们是“少数爱斯基摩人“?哪怕是百十号人,有自己特殊的传承,就是一个族群,跟多和少有关系吗?蒙古人自古有自己的土地,有自己的历史文化,有自己的国家,什么年月变成了”少数民族“?至此,似乎跟作家这个话题打岔了,其实不然,不厘清这些概念,民族作家也无从谈起。红色内蒙古分娩了个玛拉沁夫,当朝赐予“新中国第一代蒙古族作家”的称号,这个红魔的“第一代”嫡传,的确有李莲英的基因,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奉献了孝心《茫茫的草原》。这部长篇小说,奴才颂圣的情态活灵活现,说是蒙古人被解放见了太阳,之后又冒出雌雄难辨的胡松华,嚎出了个《赞歌》争宠。一个民族解放另一个民族,如此说来,蒙古人八百年前就解放了欧亚大陆,给当时的人类颁布了世界宪法《大札撒》,让他们享受文明法治的生活,只不过是过于超前,低估了人类的愚昧。一个民族作家,无视自己民族的历史和现实,胡说八道,倘若不是无知就是无耻,非但如此,还用自己的无耻蛊惑年青一代,那就不齿于人类了。同样一些蒙古族作家,汗流浃背,鼓捣出了《骑兵之歌》之类的白菜梆子,邀功请赏,且不明白,主子至多给奴才扔去一根烂骨头罢了。对于一个作家,其民族的历史和现实,是他赖以思索和认知的血脉,他的文字是这个民族内心的呼号,是这个民族对于未来的呐喊,反之,无论如何矫饰雕琢,都不过是一剂又一剂迷幻族群的鸦片,赢得圣上们在金銮殿上窃笑罢了。在内蒙古,还有三个民族同胞,八十年代形成自己的作家群,其中也不乏玛拉沁夫者流。只要内地来个什么名家之类的(其实,谁特么知道他是那个树梢儿上的烂鸟),就一哄而上,撒娇卖乖,丢掉自己。他们只注重自己的文字铅在哪类报刊上,对什么“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趋之若鹜,试问,那个臭名昭著的“鲁迅文学奖”,有过鲁迅之魂吗?天朝圣谕的这个文学奖那个扯球儿奖,世界承认吗?对于真正的作家,那是亵渎。你苦难的土地和民族,才属于你自己,为此多一些努力,才是真格的。

 

 

(二)

        上篇《闲话作家》没鼓捣完,因为疲惫就撂下了,意犹未尽,现在继续闲扯。倘若有人看过之后七窍生烟,怒不可遏,尽管抡起棒子痛打,但因了这篇文字,误了自己热吻今上肥臀的功夫,那可不是在下能管得了的,随命。

        我常跟朋友说,别迷信天朝的作家,这个群体里的多数,对于人类的历史与现实,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没什么认真的思考,更谈不上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凡是崇拜过他们的朋友,到头来,无不上当受骗,他们身上根本不存在作家应有的本真和崇高。

        在这个神奇的国度里,许多作家只不过是农村的木匠,必须遵照主人确定的规格和要求,打造出碗架、衣柜、牙床之类的物件,顶多在雕饰边角的时候,耍弄自己那点可怜的手艺而已。其实,他们按主人的意图做工,讨点碎银子让自己活得滋润点,是可以理解的,但回过头,又把自己装扮成大师,用满嘴的毒液荼毒懵懂的人们,就可憎可恨了。和谐盛世,没多少人鸟你什么文学,那原因不是人们多么趋势而拒绝文学,这可能跟多数作家甘愿做了木匠,之后又改头换面,招摇撞骗大有关系吧。如果这个形象还不够生动,那就想象一下某座宫殿竣工时,那些站在脚手架上伸着脖子,奉旨勾画吉祥图案的工匠们。

        做了木匠的作家们,也很寂寥,也很悲情,因为芸芸众生,并不关心他们是那一片青砖绿瓦上的鸽子。于是,他们扶老携幼自成一圈儿,李老二说王老五的小说风格独特,情节曲折生动,赵姑娘赞美钱大婶儿的散文深沉,透出淡淡的忧愁,接着王老五又说自己深染孙三爷的门风,相互抚慰鼓噪,大有把自己的窝窝头硬要挤出奶油味的架势。这样令人捧腹又难忘的情景,我眼见多次,绝不是编排。物以类聚,他们仿佛从一个模子里掉下来的,行为方式是高度的一致。比如一见面,都马上掏出自己精致的名片,名片上则是什么高级编辑、主编或副主编、协会理事或秘书长、评论家或团体顾问,获得过什么“五个一工程奖”等,诸如此类,是他们金光闪烁的桂冠,是他们游走江湖的招牌。他们,一旦成为地方及文学青年的尊神,往下就要发生许多精彩的故事,这个,大家都心知肚明,用不着挑开的。再比如,倘若有人提出一个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刚才还眉飞色舞的大师们,立刻就蔫了,或闪烁其词,或装聋作哑,或故弄玄虚,在美眉面前插科打诨,吹黄段子的本事,像耗子见了猫,瞬间就溜进了墙角的暗道。他们的身体里没有鲁迅的骨血,活跃着的是魏巍和浩然之类的基因。

        生活中,有许多立志当作家的青年,这应该是好事吧,但一开始就被这些大师攫住,就让人犯愁了,我这可不是挑拨。

 

 

(三)

时间开始了

         要说明的是,这个题目可不是我自己的,是来自著名作家胡风的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

         胡风的这首抒情诗,应该看做他在49之后的第一个投名状。光看这个题目,就能感觉到当时的胡风对于新政,是何等的向往和崇拜。由此,他认为自己可以斜睨八方,气冲霄汉,因为护佑他的上帝降临了,能让时间开始,除了上帝之外还有别的力量和智慧吗?人类有限的认知能力,只能做出这样的判断。

         是的,上帝降临在东方的大地上。什么千年文明,什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孙中山蒋介石,在这个上帝面前,都是历史的尘埃,全玩儿蛋去吧。“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是上帝的神谕,人类的新纪元从此开始。恐怕不仅是胡风,当时所有归顺的知识群体,甚至胡风自己都望尘莫及的泰斗级的人物们,应该都是这样一种歇斯底里的亢奋状态,他们最早沐浴在上帝的光辉里,心甘情愿地重构自己的人格和灵魂,祈盼自己成为上帝虔诚的儿女,成为向大众灌输神谕的传道者。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大获成功,在亿万人匍匐于上帝脚下的过程中,功不可没,承担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备受恩宠,香车宝马,锦衣玉食,妻荣子贵。他们赎掉灵魂使尽浑身解数演绎的无数道天宪神谕,至今仍然汹涌在千百万人的血液里,什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茫茫的草原》,依旧在某个教堂上闪动着蛇眼般的幽光。如今遍地的阿Q脑梗脑瘫,视文明世界如世敌,为萨达姆之流的灭亡如丧考妣,赵庄人如此的精神和气魄,则标榜着这些上帝子民的丰功伟绩。

        神鬼无奈,满面春风的胡风得意不过数载,就面对了一双冰冷的手铐,他自己的时间竟以另一种方式开始了。把第一刀无情刺进胡风胸膛的,是跟他同为上帝儿女同一门派的师弟舒芜。胡风的其他同类也闻风而动,持续刀风剑雨 , 最后把皮开肉绽,气若游丝的胡风像丘八一样揣进了牢狱。然而,这帮花岗岩脑袋们不知道,胡风的壮烈仅仅是个开始而已。挨到57年至66年,上帝接连发出慈祥的微笑,这阳光般的笑容,犹如腾腾的烈焰,把曾经吸吮甘露般舔舐其脚趾的子民,全都烧成了一堆堆焦炭,不计其数的吴晗、翦伯赞和老舍们变成了孤魂野鬼。令全人类惊愕的是,炼狱中的传道者们,还是以上帝儿女的名义,在彼此撕咬,相互吞噬的过程中迎接了自己的宿命。上帝的力量和智慧是无穷的,一旦被他的神性润泽,人的精神基因就不能转化,灵魂更不能再造,就像盲从真主懿旨的恐怖分子,把自己做成人肉炸弹也无怨无悔。八十年代反自由化,许多被打断脊梁骨捡条命,鼎鼎大名者如丁玲之流,不是跟过去一样对同类呲出了嗜血的獠牙吗,所谓引领新时期文学的新贵们,不是也一样满院撕扯,一地鸡毛吗,若不是当时胡赵开明,一批以周扬为代表,人性开始复苏的人,一定又被打进十八层地狱了。当然,在劫难逃者大有人在,无需多说。今天,倘若上帝有心再次微笑,一帮子孙如同鬣狗嗅到血腥,会立刻精神抖擞,漫天长嚎。谁不信,反正我信。今天,有多少人还对赵庄的文坛趋之若鹜,以为那是多么神圣的殿堂,我靠。

 

(四)

滥觞呼伦贝尔

     据说,呼伦贝尔形成了个作家群,又据说,这个群落滥觞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所谓“新文学时期”。我不知道这些作家的创作活动,究竟从呼伦贝尔汲取了怎样的营养,换句话说,不知道他们对这片土地获得了怎样的认知和判断,不得已的时候,他们搬出翦伯赞的“历史后院论”渲染一番,至于呼伦贝尔存在或仍然灼热着的神性,在这些作家们的语言文字里,稀有切入肌理的表现。翦伯赞那只不过是一家之言,他没有认识呼伦贝尔的灵魂,他囿于“中原主体论”的妄念,不可能对这片土地产生合乎历史逻辑的概念。

      呼伦贝尔的灵魂是什么,那是蒙古精神,这种精神已经存在千万年,匈奴、突厥、鲜卑、女真、契丹以及游牧文明的集大成者蒙古,无不是在这种精神的抚育下成长壮大的。也就是说,不能把呼伦贝尔与整个蒙古高原乃至欧亚草原切割,它们的血肉和灵魂,它们的精神和理念,是长生天塑造的同一生命。然而呼伦贝尔的作家,他们哪个在感知和归属这样的神圣,他们对外把呼伦贝尔人这种身份当作金字招牌,可无论是他们的文字还是行为的表达,永远是“皇天圣土,谢主隆恩”,他们把自己的生命状态以及未来,完全寄托于眼前的某种赐予,从来没有独立的人格和醒悟,他们的创作如何反映和揭示真实的呼伦贝尔。前几天,一个上海大学的朋友向我表示了疑惑,他说每次回故乡,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荧屏里,耳闻目睹的都是热闹的那达慕,欢乐的歌舞以及夜不能寐的篝火晚会,而那些作家们每天都在砌出一堆堆文字粉肉塞给人们,似乎人们的生活就在歌舞升平的天堂。我能说什么,苦笑而已。当一个作家不自觉地把自己定位为夜莺的时候,谁也不能剥夺他动人的歌喉,他怎么可能知道文学的灵魂,根本在于超越功利的道义和价值观,让他成为雨果和鲁迅那不是要把羊变成狼一样荒唐吗。一味地沉醉于歌舞,就能提升民族文化民族的生存境遇,那我们都去做广场大妈好了,她们跳舞唱歌的劲头风雨无阻,可敬可佩。蒙古高原上的各民族,能歌善舞并非代表他们生命历程的全部,在现实中唯独放大这个衍生的属性,必定是别有用心的人在蛊惑我们自己制造精神鸦片。八月中旬,我住北京朝阳区十里堡,一天晚上去挺远的东北菜馆喝酒,正好路过鲁迅文学院的门口。同行的朋友非要进去参观,说是呼伦贝尔的谁谁在这里深造过,可我提不起兴致,硬是没进去。推杯换盏之间,朋友还没忘记追问我为什么对鲁迅文学院不感兴趣。我说,作家不是因某种目的刻意培养出来的,伟大的作家都是由于对人类的苦难和命运怀有了自己深刻而独特的感悟,服膺崇高的使命和道义,才在历史上留下了他们不朽的声音。那个鲁迅文学院不过是洗脑的马槽,它的饲料能让人具备鲁迅的风骨吗。话说回来,如果来自呼伦贝尔的学员们,哪怕是沾了鲁迅星儿点的情怀,我就会给他们下跪,认他们是我的师爷和师娘。当然了,我这不过是无奈的调侃,但是,那金三的核弹没准哪天就要在自己脑袋上开花,我们的才子佳人们却仍在絮叨自己那点“小我”,彼此醉心欣赏吹捧,且“隔岸犹唱后庭花”,如此的格局和境界,与呼伦贝尔这片神奇土地的灵魂和精神,实在是相去万里。

      敲下这篇文字,我知道一定会得罪不少人,甚至是我熟悉的朋友。没办法,萦于胸中的况味,极难压抑,还是释放为然。

 

(五)

悟性

        那年人事调整,我从纪委监察机关调入文联混饭吃。朋友电话询问,我回答说上了花果山。在我当时的感觉里,所谓的作家、诗人、舞蹈家和歌唱家,他们身上都存在些许的猴性,文联是他们经常啸聚的地方,那不就是花果山吗。朋友听后一阵坏笑。

         从那时起,我可能得罪了不少人,包括上级文联的头儿们,还有主管文联的官爷。现在感到内疚的是,对那些怀揣文学和艺术之梦的年轻人,我不是热情扶持,更多的是一盆冷水浇下去。我的意思是,如果没有相当的悟性,就别在文学这条路上蹦跶了,还是练就生存的本领,娶妻生子,踏踏实实的生活最好,省得一辈子没什么作为,最后变成一个心智不全的猴人。许多朋友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学钢琴学舞蹈,我还是不以为然,特别是男孩,且不说他是否有艺术家的潜质,就算有点这方面的兴趣,也没必要非得当什么钢琴家或舞蹈家,那种比划着兰花指,阴柔有余阳刚不足,站起来像根豆芽菜似的男人,实在让人膈应。这段话又要得罪人了,其实我指的是那些穷其一生也没什么成就的所谓艺术家,完全是在浪费宝贵的生命。

         作家需要悟性。

        大师们讲课,时常神情无比肃穆地说:作家要有生活。我心里犯嘀咕,这不是废话吗,试问,世上的人,哪个没有喜怒哀乐,哪个又不是在生活当中。有生活的人,譬如中文系的教授,不见得能写出令人折服的小说或散文,一个作家的成功,关键在于生活中的悟性。悟性,是指人对生活也就是对人类命运的感知和判断能力,一个思想平庸的作家,就是从炼狱里出来,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悟,更别指望他鼓捣出什么惊世骇俗的文字。莫言这家伙有意思,对上唯唯诺诺,一副乖巧玲珑的模样,可他回过头就给赵太爷们扒裤子,他写山东高密人的饥饿,让人不由得倒吸凉气儿。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有人却不服气,说是他的作品缺乏正能量,你丫的探究人们曾经的苦难,就是负能量?岂不知,举凡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以对时代的深刻把握,对丑恶罪孽进行冷峻和凌厉的批判为自己灵魂的。莫言的悟性是令人仰止的,而那些匍匐于正能量的作家,哼唧出来的无非是一堆堆分文不值的字垃圾而已,他们不过是游戏文字的字儿匠,跟乡村里按主人的模式打桌椅板凳的木匠是一回事儿。

        作家要博览全书。大师们又大呼小叫,博览群书没错,《金光大道》是书,《阿Q正传》也是书,读什么书是关键。读书也需要悟性。有人跟我说鲁迅的文章冒冷气儿,让人不舒服,我回答,那是当然,数不清的赵太爷何止不舒服,更是恨之入骨。我劝他还是多读《雷锋的故事》,雷锋同志对阶级兄弟温暖如春,满满的正能量,一定让他的写作水平直上珠穆朗玛。据说这几年,鲁迅的文章从中学课本里多次下架,难怪那满街的赵太爷和阿Q们,联袂歌舞笑逐颜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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